这是2月9日在德国柏林拍摄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发布会现场。\n 新华社发
2月13日至15日，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将在德国举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代表正陆续抵达慕尼黑，其中包括约6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作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慕安会已成为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年度论坛之一，其会前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更是全球安全领域的风向标。今年的报告以“正遭摧毁”为题，首次将美国定义为战后国际秩序“最引人注目的破坏者”，为会议奠定了浓重的悲观基调。
美欧路线不可调和
报告认为，世界已进入“破坏性政治”时代，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瓦解，而推动这一进程最突出的国家，正是曾经的秩序构建者美国。这一论断，既是欧洲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集体评判，更是欧洲对自身安全环境的重新认知——依赖美国安全保护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它折射出欧洲对美欧同盟关系的深刻焦虑，欧洲正被迫直面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裂痕，开启对自身战略自主的艰难探索。
欧洲对美认知的转变，在特朗普两个任期的对比中尤为鲜明。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欧关系的裂痕尚被欧洲视作“可修复的利益摩擦”，欧洲彼时虽提出战略自主，却仍对美采取观望、迁就的被动姿态；那么其第二任期，格陵兰岛领土争议、美国对欧惩罚性关税、公然支持欧洲极右翼势力等一系列行为，让欧洲彻底认清，美欧分歧已从利益层面上升至生存层面。当丹麦首相直言美国若以武力夺取格陵兰岛，将意味着北约联盟正式终结时，欧洲内部已对欧美关系形成共识：特朗普政府的“单边的交易式外交”思维，与欧洲坚持的国际规则与多边原则有着根本对立，美欧差异已演变为不可调和的路线分歧。
2025年的慕安会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对欧洲的公然指责，曾让欧洲倍感震惊；而今年欧洲以报告为武器集体向美发声，彰显的不仅是态度的转变，更是对美国政策的全面反击。特朗普政府去年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仅公然支持敌视欧洲现任政府的团体，甚至称欧洲移民政策可能导致“文明消亡”。这种直接干涉欧洲内部事务的行为，让欧洲意识到美国早已不再是欧洲的“安全保障者”，而已成为欧洲政治生态的破坏者。欧洲的妥协战略已接近极限，格陵兰岛危机的处理正是欧洲以坚定立场加实用主义外交战术，摆脱对美依附的尝试。
欧洲内部仍存掣肘
面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局，欧洲正从军事、经贸、全球治理三大领域发力，试图构建自身战略韧性，却始终难避内部分歧的掣肘。军事上，2021至2025年欧洲北约成员国国防预算增长约41%，共同防务基金、“魏玛三角”机制、旨在取代美国“星链”的IRIS2通信卫星系统等均在过去一年里得到推动。但欧洲国防建设仍深陷困境：2022至2024年，欧洲北约成员国装备支出的51%流向美国，在“爱国者”导弹、F-35战斗机以及军事情报卫星网络等美制装备上，欧洲仍对美高度依赖，而其2007年设定的联合武器采购目标至今未达成，法德核心分歧更让欧洲国防整合步履维艰。
经贸领域，欧盟领导人在慕安会召开前一天举办了一场“竞争力”峰会，商讨在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日渐瓦解之际，如何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展开竞争，重新成为全球力量中心之一。峰会重点讨论了竞争力、产业政策和投资问题，意大利前总理莱塔呼吁2028年前完成欧盟共同单一市场建设，冯德莱恩力推“欧洲制造”战略，试图在关键产业设置“欧洲含量”门槛，马克龙更是主张发行欧元债券，弥补每年1.2万亿欧元的投资需求。但分歧同样显著：德国认为提升生产力远比新增债务更重要；“欧洲制造”战略也遭到部分国家质疑，法德在与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议上的分歧，更暴露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层障碍。
在全球治理领域，欧洲虽强调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美方违背国际法时多次表达反对立场，却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外交声音。缺乏兼具战略眼光与协调能力的政治领袖、难以放下意识形态偏见等，都让欧洲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全球治理参与者。
然而，尽管本届慕安会的悲观基调前所未有，却也并非欧洲战略自主的终点。此前也曾有过的马克龙“北约脑死亡论”，以及丹麦首相近期提出的“北约终结论”等言论，与其说是对美国的抗议，毋宁说是欧洲对自身的警醒与自省——特朗普政府带来的阵痛，虽让欧洲陷入集体焦虑，却也让其看清了欧洲一体化的短板与对美依赖的脆弱性。欧洲并非没有破局的资本，其在区域治理中积累的深厚底蕴、区域经济的整合基础、多边合作的价值共识，都是构建战略自主的重要支撑。而本届慕安会将欧洲安全、战略自主等议题列为核心，更说明欧洲正以务实的态度筹划未来。
不可否认，欧洲短期内难以实现真正的团结与自主，内部分歧、工业碎片化、对美技术与能源依赖，都是亟待跨越的障碍。但跨大西洋关系的质变，已让欧洲别无选择：唯有摒弃“美主欧从”的固有思维，弥合内部分歧，推动国防、经济、外交的深度整合，才能在新的大国格局中掌握自身命运。当欧洲真正意识到，其安全与发展的答案不在华盛顿，而在布鲁塞尔，在欧洲各国的协同合作中，跨大西洋关系的新平衡、欧洲的新未来，才有可能真正到来。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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